第五十六章 chapeter 56（1/1）

另外，男子自始至终没瞧她一眼。他的视线锁定搁在膝上、未戴婚戒的大手，手指张开，好似正在思索这是否真是他的手；仿佛方才匆匆离开某处时，带错了双手，就像有人偶尔会拿错行李转盘上的行李箱一样。请留意。许多手看起来都很像。

杀人凶手会用这种方式盯着手看，小薇心想。倒不是说她认为，身旁这名男子杀了人，就某种程度来说，我们都是杀人凶手。我们常在不经意、憋不住而大发雷霆时，犯下小小谋杀：比如来不及寄钱给水害受灾户；早上爬不起来参加游行，声援我们关心的议题；抓不到闯入公寓的胡蜂，将其赶出窗外，而是抄起报纸一挥，打扁它。还有些凶案单单我们存在就成立了，只因我们定居、探索这不胜其扰的星球。

但换个比方，我们也不是外曾祖父（把基因密码、外貌长相遗传给我们的那人）的那种凶手。

小薇试着甩开这些念头。她人生最后六个月的时光，似乎因此有了不祥的起头，但小薇决定乐观点。既然已经知道死亡的精确日期，她可以莽撞、勇敢一点，或许能试着与这位“座友”攀谈。她可能会说：“天气不错呢。”“路上车好多噢，是不？”抑或“嘿，又见面了。咱俩又搭上同一班M4了。”对方或许会说：“我知道。我们每次差不多都从同个地方出发，目的地也差不多，只是不清楚，对方到底在哪一站上车、哪一站下车。”小薇则应道：“感觉应有某种意义，但只是巧合罢了。”对方答：“确实如此，您说得完全没错。不过，若您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，我会说这仍是个美丽的巧合。”

又或者，他们可能会展开完全不同的对话。小薇说：“嗯，又见面了。”对方说：“抱歉，您为何这么说？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您呀。”搞不好他会用西班牙语或乌克兰话回答。也许他一句话也不会说，仅仅瞄了小薇一眼，就像一般人听到性别不明、刚从收容机构出来的人讲话时，通常会使的那种眼色。假使他当真这么说，或他们开始讲起另一种语言，又或者他瞟她一眼，这些通通不重要。小薇不会像（呃，像昨天好了）为这点小事懊恼。她不会浪费时间反复思量，一而再再而三地体验那种羞辱，因她心里还有其他更在意的事，比方说，她他妈的就要在新年到来前的那晚嗝屁了。

不过，她什么也没说。即使公交车缓缓靠向她下车的那站，她也只是跨过他站上走道，完全未透露刚刚她满脑子都在想他的蛛丝马迹。现在她站在他旁边，抓着他肩膀正后方的金属手把，微微摇晃，老练地保持平衡。车停。她举步前行，这时，原本握在手中的头巾轻轻飘落，落在“座友”从运动凉鞋里伸出来、覆着袜子的脚趾旁。

他没发现。毕竟眼下已不是那个美好年代，那个男士会帮女士捡起落在他们脚边的帕巾。现在是一九九九年，地点是公交车走道。他甚至连低头看一眼也没有。搞不好换他下车时，他会一脚踩上去，浑然未觉。接下来那一整天，其他乘客也会在上头踩来踩去，直到隔天早上，清洁员把它扫进垃圾袋扔掉。

这方遗落头巾的命运是否会令她哀伤？会的。小薇甚至伤心到允许自己中途拐去匈牙利饼铺，一口气买了四个萨赫巧克力蛋糕，其中三个当我们三人的饭后点心，一个她当下边走边吃，走了几条街回家。她留意到，坐在店里喝咖啡的某个女大学生，要么和她一样是个大光头，要么也有她一半光，女大学生的那颗脑袋半边剃光、半边留长，还染成靛蓝色。她想象这女孩站在宿舍的浴室里，哼着歌边挥舞电剪、调染发剂。她想象这女孩抬头、向小薇打招呼，以为她亦是同道中人。曼哈顿的秃女站出来！但整个纽约市，不仅那女孩没有，店里其他人也一样，没人看她一眼，就连站在柜台点餐的男子，亦不曾对上她的视线。

终于到家了。小薇站在门厅处，等着蕾蒂（在厨房做晚餐）和德芬（在客厅看地方新闻台）意识到她的存在，抬头看她。对她俩来说，小薇没戴头巾没啥大不了的，她总一进门便立刻摘掉头巾；蕾蒂和德芬只是以为，今晚她俩碰巧未目睹脱帽仪式罢了。

“两位，”她终于开口，“猜猜这颗丑脑袋，今天出了什么好事？”而蕾蒂和德芬（两人整整十年命令自己，不准去想癌症这事儿）马上知道答案。

我们围坐在小餐桌旁，召开家庭会议。桌面上还是那杂七杂八一大摞或差不多还是那一摞：少了《滚石杂志》，由一摞滑不溜丢、堆得像座小山、订阅《纽约客》随刊附赠的刊物取而代之；大麻也不见踪影，但少说还有半打尚未送进厨房洗槽的葡萄酒杯，廉价金粉黛留下一圈艳紫，染红杯底。

蕾蒂和德芬的反应和其他人差不多。她们问东问西，问一般人会问的问题；不过后来蕾蒂问了，“他们有说接下来要安排哪种治疗计划吗？”小薇微微一笑，答：“啥都没说。”看来，眼前似乎没必要再继续问下去了。

那晚，我们没做的事，还包括哭泣、拥抱、焦虑踱步或惊惶。我们是亚特一族，但也是埃玛奴、也是格雷瑟：坚毅、高度克制的斯巴达信徒，宿命论者――轻易放弃、马上投降的人，如果你想这么说也可以。我们听从自然，不与市政府对抗。我们逆来顺受，并非我们喜欢这些狗屁倒灶的事，或我们能和这些鸟事和平共处，或有办法不靠一两杯或四五杯酒熬过这些。但也不是说我们不想要爸爸或一个比较正常的妈妈――疯狂一点的话，两个都要？我们也希望，艾迪?格洛没死在那间廉价餐馆，希望小薇最近这张片子上的阴影，只是医检师的大拇指而已。

我们只是把情绪藏起来罢了。试着驯服、压抑，尝试忽略它、拿食物撑死它、喝酒灌醉它。也许你会觉得压抑不好，但其实不会，我们调试得很好。这真是天赋。感谢先天遗传和后天养育，养成我们一身坚毅隐忍的绝技。

我们静静围桌而坐。小薇低着头，像个带着满江红的考卷回家、满心后悔让家人伤心失望的孩子。最后蕾蒂长叹一声，站起来走向餐具柜：一座与墙面等长、镶金边的橱柜，卡琳从德国一路带到法国、海地，再来到这里。这座橱柜与后来在美国买的廉价餐桌椅相比（那时美国相对贫穷），天差地别。当然，我们对这间餐室里的每件家具，都怀有深厚的情感；毕竟，这些家具陪伴我们长大。那几张绒布面的铬铁椅，在我们家五十年了。整间公寓的感觉，大概像各种样式、各种年代乱七八糟凑成的组合，包括少数几样承接自亚特家在德国的用品（当时他们还是富裕、游走宗教边缘的犹太人），后来身份暴露、被迫远走他乡，他们依然保有这些物品，于是便跟着来到加勒比海、来到这里。

蕾蒂带着一瓶未开封、但相同厂牌的便宜金粉黛红酒回来，扭开瓶盖后，往桌上三个染了色的玻璃杯里倒酒。我们分别拿起离自己最近的一杯，几乎不着痕迹地举杯致意，然后一饮而尽。后来大伙儿都醉了。

蕾蒂首先放下酒杯。“所以，薇薇，”她说，“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小薇又笑了，“其他人不知道也罢，你应该知道答案。”

蕾蒂再帮大家斟酒，几近杯缘；我们得先倾身啜吸两口，才好端起酒杯。

“你一直非常理性……”蕾蒂说。

“我在等那个，但是……”小薇说。

客厅窗户大敞。我们任自己听着那惯常隔绝在外、属于城市的嘈杂。全是车声，尖锐的刹车声、排气管逆火、喇叭声、救护车警笛，以及公交车到站特有的声响（停车，开门，关门，最后开走）。

“我不确定我有没有但（蛋）哎。”蕾蒂显然又开始玩自我贬抑式的双关语，但旋即制止自己。

“这样我就不用张罗救护车的事了。”小薇说。

“我绝不会希望你必须仰赖救护车和急诊室而活。”蕾蒂说。

“是人都会死。”小薇说。

“还有，”蕾蒂说，“比起指望命运垂怜或时间，或美国医疗系统，自己决定死期，好像合理多了。”

“这是小薇的命运哪。”德芬说。

小薇一径微笑。“事实是，我之所以走到癌末，与其说是因诅咒，倒不如说和环境化学物质、食物中的塑化物，甚至是我手中的这杯酒更有关系。”她说。

德芬未置一词，但此时无声胜有声。

“听好，”小薇说，“这是我的命。我会告诉你们，为什么做这决定。”

大伙儿陷入沉默。我们就这么坐着，久久无言相对。

稍晚，我们三个躺在小薇的床垫上，小薇说：“这是我整合环境条件和我的意愿后，所做的决定。我是这么看的。”

再晚一点，她又说：“我心里非常平静，真的。简直好得不得了。”

房里很暗，仅借城市的微光使其不致全黑。天空宛如海洋带着浮沫，微微泛白。

“我可以去海边待一星期，”小薇说，“不是洛克威噢！而是货真价实的海边，海水透蓝的那种海边。”

又是一段无言的沉默，接着是喇叭狂啸、刹车声蹿起，还有警笛、抽水站的声音。

“其实我也能默默等死，”小薇说，“我可以什么都不说，从现在开始就这么跷着二郎腿，直到那一刻到来。”

约莫一个钟头后，太阳出来了。德芬说：“我有个想法。新年午夜。这点子挺不错的：我们直接跳过整个Y2K的麻烦事儿，提前下车。同时我们又有整整六个月的时间能写书，写那本一直想写的书。关于亚特家三代人的故事。”

整件事就是这么开始的。我们以为只是要写兰兹、理查德及老妈的事。写他们的死。不写我们。

“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写，忠实呈现。”小薇说。

“那就每晚来写吧。”德芬说。

“周末也写。”蕾蒂说。

“最好整天都写。等我们都把工作辞了后。”德芬说。